協談結束前，我除了約定下一次協談時間，接著一面為L君母子禱告，一面想到網路上的一則文章：「是壞孩子，還是受了傷的孩子？—-從美國『創傷知情學校』談起」，內容摘要是：
在美國加州，有一群老師正在接受關於兒童創傷(Trauma)的相關課程，這些課程教導老師理解孩子表現出的那些「壞行為」—-像是情緒失控、推打同儕、搗亂上課秩序、不參與課程活動……等等──這些行為，可能都是孩子過去創傷經驗的後果。「當孩子上課不參與、把頭靠在桌上、整個人情緒緊繃時，如果你理解孩子可能發生了一些事情，你就不會覺得孩子的行為是針對你而來。」一位參與訓練的老師說。
這是美國的「創傷知情學校」(Trauma-Informed Schools)—-整間學校的人員接受關於創傷的訓練、理解孩子的脫序行為可能是來自過去受創經驗、老師們改變教學方式、管教方法來防止孩子再度創傷 (Re-traumatize)、整間學校人員一起建立一個讓孩子身心都感受到安全的環境。美國已經有許多學校成為「創傷知情學校」，而美國麻薩諸塞州與華盛頓州更是在推廣全州內所有的公立學校都成為創傷知情學校。
到底，創傷經驗和孩子的「壞行為」有什麼關係？對於經歷創傷的孩子，學校老師又可以如何幫助？
1998年由Felitti醫師所發表的「負面童年經驗」研究 （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簡稱ACE研究）揭開了創傷對於人們的影響。在1980年左右，Felitti是在加州一間治療肥胖症診所的醫師，他的病人在減肥療程中都表現良好，減掉許多體重，但他發現有許多病人在療程尚未結束前就放棄退出，退出率高達50%。
為了想要了解發生什麼事情，F醫生開始對這些退出療程的病人進行一對一的訪談，經過幾個禮拜，F醫生從訪談中找不出有任何什麼異狀，直到某一天，他陰錯陽差問了一個本來沒有打算要問的問題…
「妳第一次有性行為的時候，體重多重？」F醫生不小心問了這個問題。
「40磅 (約18公斤)。」被訪談的女性病患回答。F醫生以為自己聽錯了，又再問了一次，這位女性病患還是回答40磅，接著說，「是我四歲的時候，跟我的父親。」
因為這個發現，F醫生開始詢問其他退出診療的病患是否在童年時期遭受性侵，結果他發現在他訪談的286位病患中，大部分的人小時候都被性侵過。於是，F醫師了解到，對於這些童年時期遭受性侵的病患，「吃」對他們是一種紓解情緒與壓力的方式；
另外，對於一些性侵倖存者，身體的肥胖可以讓他們感到安全，因為這樣的體態就不會「吸引人」。對於這些人，「吃」不是問題的根源，兒時性侵的創傷才是。
1990年，Felitti醫師在一個國際肥胖症研討會上報告的他的發現，但現場的聽眾不但不領情，甚至還有人在他報告時站起來跟他說：「你只是在為這些失敗的病人找藉口！」
為了正式研究童年創傷與身心健康的關係，F醫師接下來研究了一萬七千多位成年人(主要都是白人、擁有大學學歷以及良好的工作)，F醫師在問卷中詢問了十種童年逆境，像是肢體虐待、性虐待、情緒虐待、疏忽、家暴、家庭酒癮問題…等等，這篇研究於1998年發表，就是現在著名的ACE研究。
研究結果則是讓F醫生不可置信，結果顯示，經歷過越多童年創傷的人，在成年時期有更高的身心健康問題，像是憂鬱症、自殺傾向、酒癮毒癮、肥胖症、高血壓、性傳染病、癌症、或是心血管疾病等等。
因為ACE的發現，學者開始投入創傷研究，而其中一個領域，就是受創經驗如何影響孩子的大腦。這些「創傷經驗」指的不僅僅是嚴重的肢體虐待或是性虐待，其他像是家長對孩子的疏忽、對孩子的身心需求沒有回應，或是家長不斷指責貶低嘲笑孩子、讓孩子覺得沒有價值；以及，孩子生活在目睹暴力的家庭或社區裡，生活在家長有酒癮問題，或是有心理疾病（例如憂鬱症）的家庭裡…等等。
在這樣的環境下，孩子時常覺得不安全，需要時時保持警戒、觀察周遭是否有威脅、擔心自己的安危。孩子就像是生活在不定時炸彈中—-「等一下爸爸回來會不會喝醉酒打我？會不會打媽媽？」、「我做的這件事情會不會又被媽媽罵笨蛋？」、「今天晚上睡覺時叔叔會不會進來性侵我？」……
這些壓力不斷讓孩子處於「反擊、逃跑、動彈不得」（Fight, Flight, Freeze）的模式下，導致大腦杏仁核不斷活化來偵測威脅，大腦不斷釋放壓力賀爾蒙來應對危急狀態，身體不斷處於高度壓力狀態下。
這樣的壓力就稱為「毒性壓力」(Toxic Stress)。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