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情形，實在是和我原先所在的醫學中心有天壤之別；在那裡，病患的教育水準和經濟條件都比較好，可以聽懂醫師精闢的病情分析，可以配合做各種治療，而且病程通常是在早期或中期，因此醫師可以選擇的方法很多，甚至於還可以加入各種正在進行的臨床實驗計劃。反正醫師在病人和家屬面前，總可以拿出某些抗癌方法，不會有江郎才盡或束手無策的困窘。
當然也有病人過了一段時間之後就沒有消息了，也有些家屬接受了醫師的暗示之後，將病人帶回家了。這些人究竟是如何走完人生最後的一段路？醫學中心的醫師，包括我在內，根本不會很在乎，因為有川流不息的病患正排隊等著住院，預備要接受各種最先進的抗癌療法。大醫師要看門診、分析病情、做治療計劃、閱讀最新的癌症期刊、撰寫研究計畫、蒐集病患的資料以便做為論文的材料、在實驗室裏觀察細胞生長的情形、研究那一段基因和癌症有關、在醫學會發表演講、指導年輕的醫生、到國外發表醫學論文……，所有的時間都被佔滿了，當然不會有心思去想到這些癌末病患究竟是如何面對死亡的。
面對這種完全不同的情勢，坦白地說，心態上實在是不容易轉換過來。這些癌末病患要的不是癌症得醫治，也不是生命能延長多少，他們要的只是能少點痛苦地走向死亡。我覺得這樣的場景就好像是一位技藝高超的廚師，能做一桌滿漢全席，但是顧客卻指明要點一碗白米飯和一杯白開水。當時的我做了一個決定，決定要依照上帝的計畫，改變自己的心態，來回應這些癌末病患的需求。
雖然心中做了決定，但是現實的環境裏卻是困難重重。舉癌症的疼痛控制為例，當我為患有嚴重疼痛的癌末病患注射強效的止痛劑「嗎啡」時，病人的家屬跑到護理站來找我理論，認為我是在幫病患施打毒品，當場要求我更改醫囑；
病患本人擔心止痛藥打久了，以後就會沒效，因此堅持要忍耐疼痛；
護理師們不相信癌末病患真的會那麼痛，因此不願意執行醫師所開立「必要時可以再追加一劑」的醫囑；
藥劑科的人員質問我為什麼醫院最近的嗎啡用量大增，是不是有什麼不當的用途；
麻醉藥品經理處來函調查，表示醫院止痛藥的採購量已經超過其他的區域級醫院，因此暫時不准再買；
值班醫師根本不願意使用嗎啡這種名字令人不悅的藥物來幫助病人緩解疼痛，寧可使用止痛效果普通，但是有高度成癮性的Deremol…………
這些多而又多的錯誤觀念，大大地阻礙了癌末病患所應該得到的疼痛控制。
為了這個問題，我自己主動舉辦了幾場全院性的演講，邀請醫護人員以及藥劑科的同仁參加；
印製了「癌症疼痛控制指導須知」，將癌症疼痛控制的正確觀念，用一般人可以看得懂的文字表達出來；
行文麻經處，告訴他們因為新竹醫院有了一位癌症專科醫師，癌症病患愈來愈多，所以止痛藥的消耗量當然也比較大；
另外還積極引進其他形式的止痛劑，以便能更靈活地運用來幫助病人。
還記得那時候有一位中年男性病患，是本院一名女工友的遠房親戚，可能是智力有點障礙再加上沒有謀生能力，罹患了肝癌但卻一直沒有就醫。有一天，這位阿嫂來到我的診間，問我能不能看看她這位親戚，我表示同意。我還記得那是星期三早上十一點三十分，一位身材瘦小、全身發黃、腹部鼓脹的男病人，我請他躺在診療床上以便為他做身體檢查；右上腹部有明顯的硬塊，皮膚表面有浮起的靜脈側枝循環，我看了一下他呈深黃色的雙眼，突然發現他的下嘴唇有一排血痕，和牙齒的排列很類似，我問他是不是因為痛得受不了，所以才用力地咬嘴唇來克制，他輕輕地點點頭。我立即替他安排病床，並且打電話給病房的護士，告訴他們只要這位病患一到病房，不用忙著問病史、量身高體重或做身體評估，只要確認病患的身份，就給他一劑強力的止痛藥嗎啡，希望能早一秒鐘減輕其疼痛。十二點三十分我看完了門診，上到病房去看這個病人，發現他已經躺在病床上睡著了，旁邊有一個家屬，是病患的弟弟，主動告訴我說：「哥哥因為肚子很痛，已經有兩個星期不能睡覺，現在總算是睡著了」。兩天之後，這個病人就過世了。雖然他沒有醒過來並向大家說一聲謝謝，但是這個個案卻給了我們醫護團隊很大的震撼與啟示。
由於每個醫療科的病房都會接觸到癌症病人，因此光只有在內科裡面宣導如何照顧癌症病人似乎是不夠的。就在這時候，護理科L主任借給我一套如何照顧癌末病人的教學錄影帶，一共有三十六集，我花了許多時間看過一次，決定使用這套教材再搭配病房內活生生的案例，舉辦一系列的教育演講。從85年11月起，我利用中午休息時段的一個半小時，借用醫院的多媒體講堂開課。記得當時為了吸引更多的護理人員前來聽課，我自掏腰包買便當，凡是來聽課的都可以吃免費的便當；感謝上帝，實施了一週之後，院內的護理同仁都很擁躍地參加，也有學校老師帶著實習學生來聽課，平均每一場的人數都有七、八十人，因此我的便當錢就省下來了。這樣的課總共開了39堂，一直到86年的4月才結束。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