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7年9月8日早上六點多，我在「即時通」上面跟「快樂工作坊」的助教兼學員C君聯絡第七次上課前的相關準備……
我：「請開始統計9/14出席人數（大人、小孩），謝謝」
C君：「韋醫師 其實，我有時候，很害怕，面對學員們請假的事由。」
我：「怎麼說？」
C君：「每次，學員跟我表示因故不來上課時，我都要用力地說服自己：『不管大家說出的理由是什麼，它都真的是重要的不得了的事情；因為它非常重要，所以，你沒辦法來參加！然後，再次用力地告訴自己：『好好陪伴，這次前來參加的學員』」
我：「我看得出來，妳很重視工作坊，也知道它確實可以幫助妳成長（尤其是夫妻溝通），於是妳非常希望其他學員也能有所學習、突破困境，進而提升夫妻關係。不過，並不是每位學員的心態都像妳一樣。」
C君：「面對大家動不動就請假，我反而開始懷疑，來參加工作坊是否對她們有幫助？」
我：「她們可能需要更多時間才能知道自己問題的所在，也才會願意更認真。在這之前，我們就只能陪伴她們，這就是聖經「愛的真諦」裡面的第一句「愛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
C君：「上週，我帶我兒子去T君的托育基地，我們有聊到孩子是夫妻的投影，也提到人們“自我覺察”的能力似乎退化了。」
我：「不一定是「退化」，而是「原本就沒養成」！」
C君：「是，我覺得是。」
我：「無論如何，我們都可以「愛」她們……」
C君：「謝謝韋醫師，我在此要學會等待……」
對話結束後，我心裡突然有一個感想，那就是「身為一個有靈性的人，生命中最寶貴（最高貴）的事物是「我可以決定自己要不要愛另一個人，不管對方是不是可愛、值得愛……！」
我也立刻聯想到奧地利的精神病學家維克多·弗蘭克（Viktor Frankl）(1905-1997)的名言：「人們在面對負面刺激與產生反應中間，是有時間差的，而這段時間就足以讓人思考要以什麼樣的方式來做回應，而回應的方式通常就代表著我們的成熟度。」意思是當我們遇到負面事件（刺激）的時候，記得要盡量拉長反應的時間，這樣才會有餘裕加以思考並拿出正確的態度，來面對（處理）問題。
另外他也說：「一個人所有的東西都可能被奪走，除了一件事，那就是在任何情況下，一個人仍然可以自由地決定自己要用什麼態度去面對，然後往前走！
Viktor Frankl 並沒有直接告訴大家，何謂「正確的態度」？也沒有指出什麼樣的回應方式才叫「成熟」。
根據心理學的觀察，一個人在面對困境、壓力、批評、指責、敵意、挫折、痛苦……時，天然人的回應方式如果不是 fight 就是 flight，這兩種方式雖然都符合理性，不過常常都不是最理想的模式。
網友可能會問，還有第三種回應方式嗎？答案是有的，而且還很常見，尤其是工作坊裡的媽媽們，那就是「當孩子不可愛時……」，做媽媽的除了大聲喝止、出手管教……，或是心灰意冷、任其自生自滅……，還有一種更常見的方式，那就是「想辦法”愛”孩子」！
我從Viktor Frankl醫師的傳記中沒有找到他認識基督信仰的描述，而我同樣是一位醫師，不過我相信人是上帝創造的，而聖經就是人類一切問題的說明書，所以我大膽地指出，上述所謂「正確的態度」以及何謂「成熟的回應」，答案就是用「愛」去面對一切的困境。
我就舉Viktor Frankl在納粹集中營裡面的經驗為例：
在《一位心理醫師在集中營的歷劫記》裡，他描述自己為了不忍心拋棄年老的父母，而放棄可以離開維也納的美國簽證，結果全家人都被送入納粹猶太人集中營。
他在進入集中營的第一天，就被要求毀棄自己剛寫好的整套論文，而全身所有衣物都被剝光……，剎那間，名字、頭銜、社經地位都不再有任何意義，過去的種種經歷一筆勾消，每個人的識別只剩下刺烙在身上的一個毫無意義的號碼，人的尊嚴完全被踐踏，每個囚犯都成了驚嚇的「渺小受難者」，而唯一留下來的是「赤裸裸的存在」。這時候他寫道，在奧許維茲第一夜即將入眠前，對自己許下的諾言是：「決不走進高壓電的鐵絲網自殺」。
接著他描述進入集中營的第二階段，「麻木不仁」的階段。他開始對週遭慘酷的事實變得視若無睹，逆來順受但求生存，承受肉體的毒打、監工的冷嘲熱諷、飢寒交迫，而漸漸養成「絕不感情用事」，然而在這種階段，他發現自己對生死未卜的妻子的懷念卻是與日俱增，常會想起不知道她現在關在哪個集中營？生活如何？
在這種人類尊嚴被踐踏無遺的環境中，他發覺當自己能以醫師的能力去幫忙別人時，讓他感到最大的安慰，因此他違背好友的殷切勸戒，自願加入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斑疹傷寒營房醫療團隊」。他描述有些人想幫他去除列入這「死亡任務」的黑名單，但他仍堅持自己希望留在病患同伴身邊的意願。
有一次，他自己以為此去凶多吉少，而要求口述遺囑，所說的話竟是拜託朋友轉告他妻子，他一直都在想念她，而且只有她一人，並說出令人心酸落淚的一句話，「與她那段短暫幸福的婚姻就足以彌補我人生中的一切苦難，包括我現在的遭遇……」。
………………
當我讀過上述Viktor Frankl的自傳，我發現當他在面對奧許維茲集中營的人間煉獄時，他既沒有fight（反抗、試圖脫逃…），也沒有flight（變得完全麻木不仁、自殺），而是用「愛」來面對，這裡的「愛」包括他對妻子的「愛」，以及他曾經身為醫師對病人的「愛」……；這樣的「愛」甚至於讓他有能力去面對「死亡」，也就是他甘願冒著生命危險，志願去照顧那些罹患傳染病的同伴。
因此，我可以大膽地指出，在Viktor Frankl的名言裡，所謂「正確的態度」以及何謂「成熟的回應」，終極的答案就是用「愛」去面對一切的困境！
第二個例子是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並於2017年在獄中過世的大陸民運人士劉曉波，他在2009年12月23日發表了最後一篇文章，標題是《我沒有敵人——我的最後陳述》，內容提到：
在我已過半百的人生道路上，1989年6月是我生命的重大轉折時刻。那之前，我是文革後恢復高考的第一屆大學生（七七級），從學士到碩士再到博士，我的讀書生涯是一帆風順，畢業後留在北京師範大學任教。在講台上，我是一名頗受學生歡迎的教師。同時，我又是一名公共知識分子，在上世紀80年代發表過引起轟動的文章與著作。
那之後，因從美國回來參加八九運動，我被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關入監獄，也失去了我酷愛的講台，再也不能在國內發表文章和演講
想起來，六四後我最富有戲劇性的經歷，居然都與法庭相關；我兩次面對公眾講話的機會都是北京市中級法院的開庭提供的，一次是1991年1月，一次是現在。雖然兩次被指控的罪名不同，但其實質基本相同，皆是因言獲罪。
20年過去了，六四冤魂還未瞑目，而我在1991年走出秦城監獄之後，就失去了在自己的祖國公開發言的權利，而只能通過境外媒體發言，並因此而被長年監控、被監視居住、被勞動教養，現在又再次被政權的敵人意識推上了被告席，但我仍然要對這個剝奪我自由的政權說，我堅守著20年前我在《六．二絕食宣言》中所表達的信念——「我沒有敵人，也沒有仇恨」。
所有監控過我、捉捕過我、審訊過我的警察，起訴過我的檢察官，判決過我的法官，都不是我的敵人。雖然我無法接受你們的監控、逮捕、起訴和判決，但我尊重你的職業與人格，包括現在代表控方起訴我的兩位檢察官。在12月3日兩位對我的詢問中，我能感到你們的尊重和誠意。
因為，仇恨會腐蝕一個人的智慧和良知，敵人意識將毒化一個民族的精神，煽動起你死我活的殘酷鬥爭，吃掉一個社會的寬容和人性，阻礙一個國家走向自由民主的進程。所以，我希望自己能夠超越個人的遭遇來看待國家的發展和社會的變化，以最大的善意對待政權的敵意，以愛化解恨。
如果讓我說出這二十年來最幸運的經歷，那就是得到了我的妻子劉霞的無私的愛。今天，我妻子無法到庭旁聽，但我還是要對她說：『親愛的，我堅信你對我的愛將一如既往。這麼多年來，在我無自由的生活中，我們的愛飽含著外在環境所強加的苦澀，但回味起來依然無窮。
我在有形的監獄中服刑，你在無形的心獄中等待，你的愛，就是超越高牆、穿透鐵窗的陽光，撫摸我的每寸皮膚，溫暖我的每個細胞，讓我始終保有內心的平和、坦蕩與明亮，讓獄中的每分鐘都充滿意義。
而我對你的愛，充滿了負疚和歉意，有時沉重得讓我腳步蹣跚。我是荒野中的頑石，任由狂風暴雨的抽打，冷得讓人不敢觸碰。
但我的愛是堅硬的、鋒利的，可以穿透任何阻礙。
即使我被碾成粉末，我也會用灰燼擁抱你。
親愛的，有你的愛，我就會坦然面對即將到來的審判，無悔於自己的選擇，樂觀地期待著明天……
………………
當我讀過上述劉曉波的文稿，我發現他也是用「愛」來面對無理的審判，這裡的「愛」包括他對妻子的「愛」，也包括他對敵意政權的「愛」。
因此，我可以再次大膽地指出，在Viktor Frankl的名言裡，所謂「正確的態度」以及何謂「成熟的回應」，終極的答案就是用「愛」去面對一切的困境！
（未完待續……）